对于司法机关而言，从立案侦查、取保候审，到移送审查起诉，最后检察院连夜作出不起诉决定，我总是有一种感觉，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，被舆情给倒逼得手忙脚乱，继而考虑不周。

中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各种社会关系复杂，每天新发的刑事案件成百上千。一个地方公安局辖区发案，警方立案侦查，这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。宏观的讲，一起案件，导致他人重伤、死亡的严重后果，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，那就是渎职。

就本案而言，一人重伤的后果，公安机关介入调查、立案侦查，这是依法行使职权。至于案件是否存在正当防卫，需要通过后期侦查，多数案件要通过检察机关依法审查、人民法院依法审理，才能得出最终结论。具体到本案，赵宇过失致人受伤的罪与非罪、是否存在正当防卫，这些都需要经过依法侦查、谨慎审查，甚至审判才能得出最终结论。

从诉讼程序的角度来看，警方2018年12月27日将嫌疑人赵某刑事拘留，2019年1月4日提请逮捕，2019年1月10日在检方不批捕后对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;没有撤销案件的情况下，2019年2月20日移送审查起诉。目前，我们不知道检察院不予批捕的理由是什么，如果认为该案不是罪案而不予批捕，那么应当同时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;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不批捕，会附有补充侦查提纲，据此公安机关就不能直接撤销案件，而应该补充侦查后再报捕，或终结侦查程序，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。警方所做的这一切，均于法有据。尤其是对于把握不准的案件，及时对当事人变更强制措施，避免错误羁押，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。即便最后证明赵某系正当防卫，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，也不能说羁押13天就是警方错了。面对如此重大案件，在侦办过程中，强制措施的使用是必要的，当然用最后的结论反推当时采取强制的合法性可能欠妥，但司法总会或多或少的产生不必要代价。

社会公众在很大程序上是拿“昆山反杀案”与此案做对比。“昆山反杀案”的重大积极意义在于唤醒《刑法》中的正当防卫条款，不能出现“大家遇到流氓忍气吞声，不是因为害怕流氓，而是因为害怕法律”的情况；但“昆山反杀案”也吊起了公众的胃口，对正当防卫的认定具有很高的期待。“昆山反杀案”案发后，我曾写文章呼吁放宽正当防卫的把握尺度，但这并不代表鼓励刻意草率定案。涉及重伤、死亡的案件，能够认定正当防卫，在证据审查、程序正义的层面上，严格把关是法治的应有之义。

如果证据扎实，该放人就放人;但不是所有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都像“昆山反杀案”那样有现场视频这种铁证，如果证据模糊，当然要通过审查起诉、审判的司法程序作出最终确认。就本案而言，如果晋安公安机关对案件定性不能准确把握，把审查义务推给检察院，这也是目前多数公安机关避免自身责任的普遍做法。当然，怕承担责任，顺水推舟，是不是当下所说的没有“担当”，属于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问题。